全国政协委员马继龙表示——

　　体育应该在大文化的平台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今年准备的一份提案就是关于“将体育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当中”，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体育应该属于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大文化的平台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我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当谈到体育产业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时，马继龙认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体育服务，包括体育场馆设施，包括体育各项目的服务，这样更有助于落实好全民健身以及各个项目的发展。(中国体育报 记者 曹彧 杨卓越) 

　　全国政协委员达娃顿珠表示——

　　体育的目的是让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

　　“现在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正在完善，就西藏地区而言，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已经非常不错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西藏达氏集团董事长达娃顿珠会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于近些年体育发展的看法。他告诉记者，目前在西藏，全民健身做得很不错，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健身的完整体系，体育爱好者也有自己发展的空间，他自己同时也是一名登山运动的爱好者。“现在体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拿金牌，而是让人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达娃顿珠说。(中国体育报 记者 曹彧 杨卓越)

　　全国政协委员侯艳宁表示——

　　百姓身边的体育设施还需要进一步健全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对于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部分委员也提出了希望。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副经理兼药剂科主任侯艳宁表示，现在局部地区体育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百姓身边的体育设施还需要进一步健全，设施的完善对体育锻炼和老百姓由此而来的健康尤其重要。(中国体育报 记者 曹彧 杨卓越)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表示——

　　应多给年轻人机会

　　作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在谈到自己对于深化改革的理解时说：“社会现在的诉求不一样了，人们的追求也不一样了，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让香港的青少年对于内地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更多的了解。”他也表示，体育，就是搭建内地与香港青少年沟通的很好的沟通方式。

　　去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上，以年轻人为主力的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了10金、16银、30铜的骄人战绩，展现了香港青年人的活力与自信。谈到体育，霍震霆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体育的诉求也在不断改变，现在体育的功能不再只是强身健体。他说，从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的那一刻到2008年北京创造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再从刚刚落下帷幕的索契冬奥会都可以看出，体育对于整个国家自信心的建设也非常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谈不同的政治体制，可我认为无论哪个体制的发展都需要沟通。每个体制的建设都有时间过程，整个过程大家都需要多点参与，多点了解。”霍震霆说，可以看到从父辈到现在的年轻人，整个社会都有着很大的改变，与前辈的生活相比，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已经好了很多，他希望可以让香港年轻人更多地参与到内地高度发展的经济当中，明天一定会更好。(中国体育报 记者杨卓越)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表示——

　　举国体制也是职业体育的一种

　　全国政协委员、前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3日表示，举国体制其实也是职业体育的一种，只是投资管理主体是国家机构。

　　当日，姚明就“‘个体户运动员’李娜的成功是否引起举国体制的反思”这一话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他的个人观点是，在当前如果摒弃培养运动员人才的举国体制，所谓“职业体育”也会很快失去营养，而得不到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根基。特别是一些商业利益不高的竞技体育项目，比如举重、体操、跳水等等，失去了举国体制的根基，很难继续保持现在的水平。

　　“在举国体制下，我们从小，比如从中小学就开始选拔、培养运动员，实际上是为发展职业体育这个产业提供了人才的基础，”姚明说。第二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两会的“小巨人”刚一在驻地北京国际饭店出现，就引起了媒体的兴趣。

　　“我们现在的职业体育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CBA、中超，”姚明说。在成为职业运动员之前，李娜也和自己、还有其他许多人一样，最初也是由举国体制培养起来的。

　　闯荡过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姚明将中美两国的运动员培养机制进行对比之后，提出举国体制其实也是职业体育的一种，只是投资管理主体是国家机构。他说，美国的职业体育是运动员离开校园之后所从事的职业，依靠从事体育项目获得报酬；但在此之前，运动员们也是利用学校的社团、体育比赛等不同的社会资源获得培养和成长的环境。在中国，从小到大，运动员都是由体育总局等国家机关进行统一管理，运动员也有工资，由国家支付。

　　在采访中，姚明坦承自己的专业是篮球，对李娜所从事的网球并不了解。“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网球属于个人项目，一个人就可以代表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像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不可能靠一个人‘单挑’取得胜利，必须要靠大投入、大组织，需要大型的体育培训机制，”姚明说。在他看来，举国体制和职业体育没有孰优孰劣的比较。

　　采访的最后，“姚委员”拜托记者敬告媒体同行：“请你们不要再问我提案的问题了！”看来，姚明今年的提案还要在会议开幕后才能揭晓。

　　2013年，姚明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时，提出了《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的提案，对CBA联赛职业化改革与中国篮球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新华社北京3月3日体育专电 (记者栾翔) 

　　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表示——

　　明确教育部为青少年足球管理责任部门

　　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3日开幕。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带来了题为《理顺青少年足球管理体制，加快足球人才培养》的提案，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建议是明确教育部为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责任部门。

　　许家印在提案中指出，2013年，中国职业足球取得历史性突破，但整体上仍很落后。特别是青少年足球多头管理、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混乱、传统足校机制落后萎缩严重等问题，极大阻碍了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造成足球人口严重匮乏，中国足球后继乏人；建议从理顺青少年足球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联赛体系、大力兴办“新型足校”等三方面入手，加快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尽快提升中国足球整体水平。

　　许家印表示，目前青少年足球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多头管理问题严重。国内目前管理青少年足球的主要有教育、体育、社会组织三大系统：中国足协青少部主要负责国字号青少年球队的训练比赛及主办全国青少年足球U系列联赛；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成立的“校园足球办公室”负责开展校园足球；教育部指导的“中国老员工体育协会”与“中国中员工体育协会”下设负责足球事务的二级机构，也作为社会组织对全国老员工、中员工的足球工作进行管理。

　　由于多头管理、缺乏一个体制内的强力专职机构独立全面负责青少年足球工作，现存三大系统各自为政、协调困难，甚至互不认账、推诿扯皮，严重阻碍了这项重大工作开展。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要通力合作”，但几大系统内的部门未能贯彻落实，无法形成合力，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联赛体系极不完善。多头管理的弊病在青少年足球联赛上的主要表现是极为封闭、残缺和混乱。中国足协主办全国青少年足球U系列联赛和职业俱乐部预备队联赛，职业俱乐部梯队联赛则未开展；“校园足球办公室”举办各级校园足球联赛；“大体协”与“中体协”下属社团组织也举办全国老员工和中员工足球联赛。表面看青少年足球联赛众多，但各自为政、体系不全、管理混乱，导致这些赛事虽开展多年，但社会参与度与关注度极低，未能成为青少年足球人才茁壮成长的竞技平台。

　　三是传统足校萎缩严重。足校是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但传统足校近年发展陷入困境：数量从鼎盛时的4000多所萎缩到目前20所左右，在校生人数更是大幅减少。传统足校盛极而衰，一方面是因为前几年中国足球大环境差，青少年从事足球职业的意愿不高；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头管理的弊病，传统足校从教育系统获得的扶持不够，只好过分依赖体育系统，将足球训练完全凌驾于文化学习之上，甚至取消文化课，导致员工如果未能成为职业球员，步入社会时缺乏竞争力。

　　许家印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明确教育部为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责任部门。青少年足球管理与人才培养属于青少年教育范畴，是教育职能的组成部分，建议完全划归教育系统，明确教育部是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责任部门。从教育部到各省市的各级教育部门，建立专门的青少年足球管理机构，实行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全权直接负责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彻底解决多头管理问题。

　　二是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教育部应建立全国统一、完整、规范的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以学校为单位，面向乡镇、区县、地市、省各级学校；完善年龄段分组，分为儿童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统一赛制，每年先进行地方赛区联赛，再进行全国总决赛；加强新闻宣传推广；健全人才输送机制，18岁以上优秀足球人才可直接转入职业联赛。

　　三是大力兴办“新型足校”，用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最少投入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新型足校”是在完整的中小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增加足球专业培养，即文化教育和足球专业培养并举的学校。为了用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最少投入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建议在每个地级市设立1-2所，每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设立3-5所“新型足校”。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原有传统学校基础上增加相应的专业球场，变为“新型足校”，将整个城市喜欢足球的青少年或儿童集中到这里培养。新华网北京3月3日体育专电(记者公兵 王浩明)